“那要是你女儿真遇到特别喜欢的，而男方家里确实拿不出彩礼呢？”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反正吧，她要是真相中了，就要跟人家，我也不能硬别着。”
在刘女士看来，自家女儿的长相在村里“数一数二”，彩礼的多少，其实代表着女儿的身价。她的这种想法，在很多女孩的家庭普遍存在，或许说不出“身价”二字，但攀比心理普遍存在。
李霞和李艳欣是范家屯某饭店的服务员，都是当地人。午后，饭店里没有多少客人，她们两人就会来到门前的街路上，跟周围店铺的服务员聊天。据李霞介绍，关于回家结婚和要多少彩礼，是她们比较常聊的话题，能要到更多彩礼的女孩，总会让其他人羡慕和嫉妒。“有的服务员说收了15万，其实就收了10万。”在李霞看来，彩礼是面子，更是自己长相的标尺。
“咱们吉林省还不算彩礼多的呢，我听说甘肃、宁夏那边，彩礼都是好几十万。”李艳欣曾经在省外打工，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听说咱们这边彩礼还不到20万，都想找吉林的女朋友呢。”
能够让李秀荷主动减少彩礼的男孩，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大学毕业，至少是大专毕业；身高1米8以上，长相周正……
那么女方在索要彩礼时，会根据哪些“指标”来确定金额呢？榆树市的闵家镇距离范家屯镇约200公里，当地的彩礼行情是除住房、“三金”外，现金15万元左右。“彩礼肯定不是瞎要的啊，肯定有说法。”闵家镇二十家子村村民李秀荷表示，自己就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根据男方的各项条件，对“基准彩礼金额”增加或减少。
李秀荷解释，像个人长相和有无不良习惯，其实是希望女儿能找到正经过日子的男人；学历和手艺则是希望女儿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至于是不是独生子，则涉及以后遗产的分割。“彩礼是一定要收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风俗。而且彩礼的多少也体现着我女儿的身价，钱越多，说明我女儿越优秀。”李秀荷说，“而且你要来的彩礼钱越多，男方家就越重视，离婚的可能就越小，因为再娶一个又得花不少钱。”
对于母亲的想法，李秀荷的女儿有些不以为然，“彩礼是你想要多少钱，人家就给多少钱啊？到时候我找男朋友，你们要是不满意，我就跟他私奔！”
范家屯镇郜家村村支书孟凡平认为，男方和女方在彩礼上往往是一种博弈，总要找到某个平衡点，“女方家多要，是觉得说起来有面子；男方家想少给，其实是怕别人知道彩礼给多了，会以为自家儿子不好。”
今年30岁的孟凡平对于高额彩礼持否定态度，“现在这些年轻人有了钱，都不知道计划，彩礼、陪嫁和礼金，很快就花没了。你说有这钱，干点儿啥不好？”
在采访的过程中，新文化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在范家屯镇，外出求学的男青年大多对彩礼持否定态度，女青年则大多会要求彩礼。
而外出打工的，则不管男女都坚持着这一传统，不同的是女青年大多会遵循范家屯当地的行情，而男青年则会遵循女方家乡所在地的行情。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当代农村社会中，彩礼曾经很普遍。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彩礼和与彩礼相关的订婚和婚约都受到了批判，但在民间始终顽强存在。
在古代的订婚仪式上，男方家庭会以订婚男子的名义送给女方一份由物品和金钱两部分构成的“彩礼”，其中钱为财（聘金），物为礼（聘礼）。女方收受彩礼后，也会送男方一些物品，称作“回礼”。彩礼中的物一般都是价高但实用的物品，回礼一般为女性亲手制作的物品。
现在的彩礼被赋予了太多的物质含义，甚至成为沉重的负担，这就失去了本意，“彩礼作为礼节和民俗，应当予以保留，但千万不能过度。”
作为省政协委员，施立学在去年的省两会上，提交了一份针对彩礼和随礼的提案。
施立学认为，高额彩礼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农村适龄女孩减少；第二是攀比心重，把彩礼钱当成女孩的身价；第三是农村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但我们要看到高额彩礼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施立学表示，“高额彩礼会让已经富裕的农民致贫，那些因为彩礼产生的纠纷还扰乱了农村的秩序，另外高额彩礼的攀比会让社会风气变坏。”
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付诚：彩礼成了“婚姻保障金”
付诚认为，彩礼存在的原因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方面来分析。
付诚认为，因为古代女性的从属地位，父亲在女儿出嫁时要收取一定的钱物，用以偿还父母对女儿的养育费用，“女方把一定的财物当作结婚条件之一，这也是古代彩礼存在的一个原因。”
付诚认为，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彩礼逐年增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男多女少”的社会结构，使得适龄男性不易找到结婚对象，而适龄女性则有着更多的选择；第二是很多地区的乡土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大，解除婚约的情况越来越多，女性普遍要求男方提供信用担保，也就是说把彩礼当成了“婚姻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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