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影响，曾帮助许多青年摆脱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教条主义的压制、束缚和蒙蔽，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胡适为什么不留在大陆？
1946年9月，蒋介石任命胡适担任北大校长。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在校长任上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等一系列大学教育的蓝图，直到1948年底离开北大。
1948年11月，解放军兵临北平城外。解放军的电台设置在香山，此时有专门关于胡适的一段播词，劝胡适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留在大陆会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
闻讯赶来胡适的同事，包括汤用彤、郑天挺、罗常培、邓广铭等人，听到广播都很高兴，纷纷劝胡适不要走。当时正是多少知识分子从海外赶回国，希望参与报效祖国的时候，这当中包括老舍、储安平等人。
据季羡林、邓广铭等人的回忆，胡适当时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声：“他们能容我吗？”不久，胡适即乘坐蒋介石派的专机，离开北平前往南京。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大会”，称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当场泣不成声。从27岁任北大教授到59岁，胡适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在了北大。唐德刚曾回忆，胡适有三大好(爱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大学)。
1949年4月，胡适从上海坐轮船赴美国。
就在胡适前往美国后不久，1949年5月11日，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中陈垣反驳胡适：“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地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认为，陈垣的公开信，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劝胡适回国。“五四到1949年前这三十年间，胡适已经建构完成了一个文化大师、人伦楷模的地位。他若能留下来，政治意义显然非常大。”
陈垣在公开信里最后称“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胡适在一个月后见到了陈垣公开信的英译本。他的态度强硬，怀疑这封公开信是别人伪造的，并称“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首次点名胡适、傅斯年和钱穆，指斥他们顽固不化，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代表。
1950年9月22日，胡适留在北京的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揭开批判胡适的序幕。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思想总结。
胡思杜在文中称，“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我感受到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的文末同样表达了“劝归”之意，说“只要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
胡适在美国读到了儿子的文章。他未作表态，只是将这份《大公报》的剪报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不久胡适即在10月发表反苏文章《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表明对他的争取彻底失败。一场批判运动不可避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告诉南都记者，事实上，中央政府对胡适的劝归一直持续到胡适去世之前。即使在1954年到1955年十个月的轰轰烈烈批判胡适运动之后，1956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仍受中央高层指示，委托陈源(西滢)给胡适写信，劝胡适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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